我们如何才能拯救我们自己｜对话阿列克谢耶维奇

┃听君一席话
┃A Conversation with the Wise

我们如何才能拯救我们自己
对话阿列克谢耶维奇

© 采写：Ana Lucic
© 受访：阿列克谢耶维奇
Svetlana Alexievich
© 翻译：秦传安

斯维特拉娜·阿列克谢耶维奇

　　问：《切尔诺贝利的悲鸣》是一本令人震惊、情绪饱满的书。你试图让读者获得的主要情感或效果是什么？

　　答：这么多年过去之后，人们一直有这样一个看法，关于切尔诺贝利，该知道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全都知道了：那已经是过去的事，再也没有人想听到它。但事实上，它不仅没有被遗忘，而且，切尔诺贝利的现象从未得到恰当的理解。

　　问：对于《切尔诺贝利的悲鸣》一书，人们最常见的反应是什么？

　　答：最常见的反应是，它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：“我对那里实际上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，尤其是在个人层面上。”这本书不是关于切尔诺贝利灾难本身——为什么爆炸以及如何爆炸——而是关于切尔诺贝利之后的世界，关于人们如何对它作出反应，以及个人如何经历这一事件。它不仅仅是关于切尔诺贝利给自然和人类遗传造成的损害，而且还有这些经历如何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意识。
　　在切尔诺贝利制造新的恐惧和敏感的同时，它也消除了一些旧的恐惧和敏感。人们面临着选择，要么逃走，让自己的家人远离危险，要么继续留在切尔诺贝利，继续忠诚于党；当很多人离开的时候，对当局的恐惧就有所降低。这样一来，对辐射的恐惧也就缓解了——或者说至少是减少了——对党的领袖和党的权力的恐惧。当权者为了逃跑而愿意交出他们的党员证，在政府极力否认的氛围中，这一事实实际上强调了切尔诺贝利灾难的严重性。
　　大多数人对切尔诺贝利事件的这一面一无所知。这本书恰好激发了我在写它的时候所想要的那些反应：人们开始思考自己生活的意义，以及一般意义上生命的意义；觉得需要一种新的世界观，一种可以拯救我们所有人的世界观。我们如何才能拯救我们自己？

　　问：你花了多长时间来搜集材料和采访目击者？你花了多少时间来写这本书？搜集到的素材有多少写进了这本书？

　　答：我所有的书都是由目击者的证词所组成，是人们活生生的声音。我通常要花三四年来写一本书，但这一次，它耗去了我十多年的时间。最早的几个月我是在切尔诺贝利度过的，那里挤满了来自很多国家的记者和作家，所有人都问了上百个问题。我开始确信，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完全未知而神秘的现象，同时，我们试图用平常的言辞，用习惯的术语，把它记录下来。我们谈论体制的缺陷，谈论受到蒙蔽的人民，并没有人告诉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该做什么，没有给他们提供碘制剂等等。当然，所有这一切都是真的。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反俄情绪，因为正是俄国的一座核电站爆炸了，人们说，俄国人用辐射污染了我们。但这种问题对我来说似乎有点肤浅。纯政治的或纯科学的答案还不够——没有一个人尝试着更深刻地研究这个问题。我认识到，我很快就能写出像我在那里遇到的另外一些记者所写的那种书。实际上，有数百本这样的书。所以，我选择了不同的路径。我开始采访目击者，超过500人，这花了我十多年的时间。由于我们突然面对了一个新的现实，于是我便观察那些被这一经历所摧毁的人，让他们回想实际上发生过的事情，以及在一个他们试图用老方法来面对的新世界里正在发生什么。例如，我回忆起了军用直升机，由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苏联飞行员驾驶，飞越正在燃烧的反应堆；他们完全不知道应该用他们的机关枪来干什么。军队的体系就是这样运转的：他们相信，大规模的军事人员和战争技术将会解决任何问题。在那里，他们要对付的是高能物理、核粒子、辐射剂量——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懂得正在发生什么。
　　我到最后一刻还在搜集素材。500多次采访当中，107次采访被包括进了最终的版本，亦即将近五分之一。我的另外几本书基本上也是这样——我从五次采访中选择一次，然后把它纳入到最后出版的书中。对每个受访者，我都记录了4盘以上磁带，形成文字有100～150个打印页，依据音质和口述的速度而有所不同，接下来大约只有10页留下。

　　问：你如何决定写《切尔诺贝利的悲鸣》？主要的动力来自哪里？

　　答：切尔诺贝利让我们看到现代文明的“力量崇拜”多么危险。这种对力量和强制的依赖高于其他一切所导致的缺陷多么触目惊心。我们的现代世界观对我们自己来说多么危险。人道主义者多么落后于技术人士。从最早的那些日子起，这场灾难就一直高悬在我们的头上——不仅仅是以放射云的形式——爆炸的不只是反应堆的顶棚：切尔诺贝利炸毁了我们的整个世界观，它侵蚀了苏联体制的基础，这一基础最早被阿富汗战争所侵蚀。它是一次强有力的爆炸，彻底粉碎了我们的生活。我还记得白俄罗斯10万人的反政府集会，为的是保卫普通人和孩子。我想讲述这独一无二的经验。就这样，白俄罗斯，连同它家长式的传统文化，突然间不得不面对未来的恐惧。

　　问：你从人们口中听来的故事与官方版本及媒体上的故事有多少不同？

　　答：这些故事完全不同。我们白俄罗斯始终有这样的情形，部分程度上在俄罗斯也是如此，官方版本跟普通人看到的东西没多大关系。当局的主要目标是什么？他们总是想方设法保护自己。那些日子的极权主义政府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：他们害怕恐慌，他们害怕真相。大多数人不大了解正在发生什么。在他们试图自我保护的过程中，当权者蒙骗了人民。他们设法让人民相信，一切都在控制之中，不存在危险。孩子们在院子里踢足球，在大街上吃冰淇淋，蹒跚学步的儿童在玩沙箱，很多人甚至躺在海滩上晒太阳。今天，成千上万这样的孩子成了残疾，其中很多人已经死去。当时，面对核灾难，人们发现自己要单枪匹马地面对问题。人们认识到，真相被隐瞒起来了，谁也帮不了他们，无论是科学家还是医生。这种情况对他们来说完全是新的。就以消防员为例——他们让自己变得有点像小反应堆。医生脱下他们的衣服，用手给他们做检查。那些医生从他们身上吸收了致命的辐射剂量。很多消防员和医生后来死掉了。消防员甚至没有特殊的防护服。他们当时就死了。他们到达那里，仿佛那是一场平常的火灾。没有一个人为这种事情做准备。我的受访者告诉我一些真实的故事。例如，在普里皮亚季城里的多层楼房里，在撤离开始之前，人们站在自家的阳台上注视着大火。他们回忆起那是多么壮观的景象，漫天的深红荧光。“那是死亡的景象。但我们从未想到，死亡看上去可以那样美。”他们甚至叫自己的孩子们来欣赏这一景象：“过来看看。你们准会到死都记得。”他们欣赏了他们自己的死亡景象。那些人是来自核电站的教师和工程师。关于灾难的场景，我采访的那些人提供了很多这样的细节。
　　我还记得，两年后，一个直升机飞行员打电话给我说：“请尽快来看我。我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我想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你。”当他跟我讲述他的故事时，他是一个难逃一死的人。他说：“我很高兴你能来。我可以跟你谈谈此事。请把它全都写下来。我们并不十分理解正在发生什么，即使在今天他们依然不懂。”我一直有这样一种感觉：我必须把它全都写下来。或许，人们至今依然完全不懂当时发生了什么，这就是记录实际证词为什么如此重要的原因，记录切尔诺贝利真正的历史，一段到今天尚未完全湮没的历史。

　　问：你是一个生活在巴黎的白俄罗斯作家。你是否觉得自己属于某个特定国家的文学现场，或者你把自己看作是独立于任何国家或地区？

　　答：我会说我是一个独立作家。我不可能把自己称作一个苏联作家，甚或也不是一个俄罗斯作家。当然，我所说的“苏联”指的是前苏联帝国的疆域，苏联乌托邦的疆域。我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白俄罗斯作家。我会说我是那个时代的作家，苏联乌托邦的时代，我的每一本书都是在书写那个乌托邦的历史。我只是暂时住在巴黎；我在这里依然与白俄罗斯的政治形势保持联系，我依然反对眼下的当权者。我的书在很多国家出版了，但没有在白俄罗斯出版：在卢卡申科统治的过去10年里，我的书没有一本在那里出版。但我会继续写小人物对大乌托邦。我要描述这个乌托邦的消失以及它对普通人的影响。

　　问：你的书把访谈与小说技巧结合了起来。这在我看来似乎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体裁。还有哪个作家做同样的事情么？

　　答：早在我之前，俄罗斯文学中就奠定了以这种方式讲故事的传统，记录口述故事，活生生的声音。我指的是达尼伊尔·格拉宁和奥列斯特·阿达莫维奇关于列宁格勒围城的作品。比方说《我来自火热的村庄》。这些书启发我写自己的书。我突然想到，生活对同样的事件提供了这么多不同的版本和解释，无论是虚构还是档案都不可能跟上它的千变万化；我觉得必须找到一种不同的叙述策略。我决定搜集来自街衢闾巷的声音，素材就在我的身边。每个人都提供了自己的文本，并且都认识到我可以把这些材料组合成一本书。生活前进得太快——我们只能共同地创造一幅多面图画。我的5本书全都是用这种方式写出来的。我的书中，主人公、感情和事件全都是真的。从每个人100页的故事中，顶多只有5页留下来，有时候或许只有半页。我问了很多问题，我选择事件，因此我参与了每一本书的创作。我的角色不仅仅是街头巷尾偷听的角色，而且也是一个观察者和思考者的角色。在局外人看来，这似乎是一个很简单的过程：人们只是跟我讲述他们的故事。但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。重要的是你问什么和如何问，以及你听到什么和从采访中选择什么。我想，如果没有文献，没有人的证词，你就不可能真正反映生活的广阔范围。图画就不会完整。

　　问：你在你所说的“代后记”中提到，你是在为未来写作。能不能就此谈点什么？

　　答：在我访问切尔诺贝利的那10年里，我有了这样一个印象：我在记录未来。人们像一首副歌那样不断重复：“我从未见过那样的事情。我从未在任何地方读到过那样的事情。我从未在任何电影里看到过它，也没有听到任何人描述过它。”切尔诺贝利创造出了一些新的感觉，比如对爱的恐惧；人们害怕有孩子；创造出了一些新的责任感；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。例如，如果我们的孩子出生的时候是畸形怎么办？我们怎么能理解诸如核粒子衰变期这样的观念？这段时间从3000年到100年不等。这给了你完全不同的看待生命的视角。你能否想象，一个人抛弃自己的家园和出生地，一个人的村庄或城镇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回来，但是房子依然耸立在那儿？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全新的感觉。或者比方说受污染的村庄的问题。怎么把它们埋掉？先是把人撤离一空；然后，在每幢房子的周围，依然充满了他们的财产，他们挖了一条深沟；他们杀死所有牲畜并把它们埋起来。以这种方式，人出卖了他的牲畜，他的土地，和他的家园。如今，当你去那里的时候，你所看到的一切，除了古老的墓地之外，便是一座座荒冢，里面有房子和牲畜。这让你有一种超现实的感觉：它全都属于另一个时代。

　　问：你预期在美国会受到何种对待？

　　答：美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国家，但我有一种感觉，在9.11之后，它是一个不同的国家。美国如今懂得这个世界多么脆弱，我们所有人多么互相依赖。如果澳大利亚的某个核电站发生了爆炸，一场携带放射物的大雨可能让其他地方的人死于非命。我想，9.11之后，美国人可能比之前更能接受我的书。我觉得，我在那里能够找到这样的人：这一经验对他来说很重要。在现代世界，忽视别人的苦难经历是危险的。我们可以把俄罗斯——就这个问题而言也包括白俄罗斯——描述为一种磨难和困苦的文明。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西方的人带着傲慢的态度谈到俄罗斯的困境：这些俄国人身上总是有什么不对头的东西。但实际上，整个世界今天都处在危险中。恐惧是我们生活中的很大一部分——甚至超过了爱。因此，俄国人的苦难经历获得了特殊的价值。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勇气继续活下去。我希望我们有足够的勇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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